三四十年前是如何批判邓丽君的-凯发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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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夹带私货，以当时邓丽君的角色，禁止并无不当。（二十年后，张惠妹为扁捧了一次场，就被封杀了）

当时批判和封杀邓丽君时可没说原因是她到国民党军的部队里进行过慰问演出(当时她并非国军文工团的演员)，而是说她唱的歌几乎全是黄色歌曲，是“糜糜之音”；当时李谷一被批判为“李丽君”，被说成是大陆版“邓丽君”。不信的话，就请看下面这篇文章：

三十年前如此“批邓”(层主注：此文的“批邓”指批判邓丽君)

转自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2010年的第8期

  ……(前略)

  对流行音乐，当时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是“自由化”在音乐领域最重要的表现，一定要禁而后快。

  他们认为，港台流行歌曲其实就是三四十年代“流行曲”的翻版。民国时期已经“流行”、此时因邓丽君演唱而重新流行的《何日君再来》成为大批判的首选靶标。“什么《何日君再来》、《桃花江》、《毛毛雨》、《凤求皇》、《吻着陶醉吧》等，它们在中华民族濒于沉沦的关头所宣扬的，除了醉生梦死、消极颓废、爱情至上，还有什么呢？据了解，《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又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更有甚者，一位歌唱演员竟然演唱《蔷薇蔷薇处处开》，并灌制了公开销售的录音带。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魏州：《服务员和向导员》，《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它是三十年代产生的黄色歌曲”（南咏：《还历史本来面目》，《人民音乐》1980年第9期）……

  ……

  颇有海外“流行”风格的李谷一的《乡恋》因影响最广，引起的批判也最为激烈。……“这条流行歌曲的路子是在香港、台湾那种具体环境下产生的，它不讲什么高深的发声技巧，只靠手里捧着的那个麦克风，所以这条路子是狭窄的。这种唱法既不适于表现我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不适于作为抒发我国人民丰富多样的内心感情的手段。”（严伟：《听李谷一唱〈乡恋〉有感》，《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李扬:《<乡恋>解禁记》,《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13期）……

  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或许难以理解为何要如此严批邓丽君。其实，当时连台湾儿童歌曲《童年》都被严厉批判，更不用说邓丽君了。(层主注:《童年》是罗大佑的歌)《童年》是最早引进的港台歌曲之一，因较少“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公开演唱较多的歌曲。但随着“清除精神污染”的深入，《童年》也被批判。……

   在这种大批判中，手拿话筒，边唱边走，边唱边舞，架子鼓、沙槌、电吉它、五光十色的灯光、舞台中间有斜形台坡等，都被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作为腐朽堕落的表现而严批。“依靠声频放大器来创造某种浅薄的效果来博取听众欢迎的歌唱者是有的，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夜总会、酒吧间的歌星的演唱。但这自从30年代就已有之，并不是什么值得大加赞扬的新鲜事物。”“‘哈气和轻声’成为一种歌唱表演的特征，也正是在依靠声频放大器的夜总会、酒吧间唱法产生以后出现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运用气声和轻声，而是看你运用气声和轻声唱法表现的是什么思想感情。”（程子建：《金毛狐狸和正人君子》，《人民音乐》1981年第5期）……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回忆，1983年他在《辽宁日报》任副总编时，辽宁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演员拿着麦克风一边走一边唱，结果上海的报纸都批判这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台风”、“腐朽的港澳台风”，连篇累牍报道，有的地方也跟着起哄，甚至还有人写了“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