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流氓无产阶级」损害「一国两制」事业-凯发旗舰

　　围绕着扎铁工会会长黄伟民公开声称因受警方压力而取消发起「五一」游行的事件，引发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保安司司长黄少泽指示司法警察局进行深入调查，司警在经深入调查分析后，结论是黄伟民对警方的指控属与事实不符，甚至毫无根据，包括其并没有被人跟踪监视，而治安警察局执法始终依法、没选择或针对性。相关媒体报道亦不符事实。治安稽查局亦发声明，斥对方指控严重侵犯警方威信，会研究追究相关人士刑责。

　　因为其言论及行为出位而被称为「澳门队长」的黄伟民，是澳门社会公共事务的活跃人物。二零二一年的第七届澳门特区立法会选举，黄伟民「卷土重来」，但却因为其所组织的「基层互助」所提交的提名表，虽然有一百九十份获得确认，而其余二百四十五份未获确认，当中八份涉选民重复签署，七十九份的签署人为非选民或未具投票资格，以及一百五十八份资料不符、不完整或重复，即使是在黄伟民提出上诉后，选管会秘书处复查有关资料，发现未获确认的声明中有九十六份可转为符合资格，但也仍然未能凑足组成提名委员会所需的最少三百张合资格提名表，因而无法「入闸」。

　　其实，黄伟民即使能够是凑足三百份合资格提名表，其参选资格也可能将不会被确认亦即被「dq」。他曾经因为涉嫌伪造文件虚报会员人数，诈骗劳工局资助，劳工局报警后，被司法警察局拘捕。当然，这还是「小儿科」，更重要的是，他是回归初期多次街头暴力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有份组织或参与的多次「五一」或「七一」游行，意图冲击银行和金行林立的新马路，因而酿成暴力冲突，警方出动防暴车及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以及便衣警员向天鸣枪等。在混乱过程中，有参与游行者肆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由黄伟民及其「工运斗士战友」们组织及参与的各种活动，对澳门特区的法治和法制管理形成极大的损害。其中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成为各论政团体和个人口诛笔伐，甚至还专门籍此发动游行抗议的「银河假招工」事件，后来经特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办公室主动立案跟进调查后，却赫然发现这是一宗「假案」，甚至有可能是有人故意制造的「冤案」。因为据调查结果，有警员发现有在现场的人士将填好的表格丢进黑色胶袋内，而与之对应的，是没有证据显示「银河」及其工作人员要求求职者将表格及相关文件放在斗车或黑色胶袋内，因而「将填好的表格丢进黑色胶袋内」者，显然就是那些以「失业工人」之名到现场活动的「工运斗士」，这堪称是新世纪东方的「国会纵火案」！

　　在当年「失业工人」举行暴力性的游行活动之后，特区政府实行「赎买」式的安抚政策，由劳工局出面，以各种名义给予发放资助。比照其他基金会实体对相关社团的资助方式，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手法，给予各新兴工运团体不同金额的资助。从《澳门特区公报》每年刊登的数据看，劳工局对这些新兴工运团体资助金额逐年提升，由最初的每年不到一百万元，提升到近年的过千万元。

　　于是乎，新兴工运团体此后的游行抗议活动就逐渐减少，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都放弃了这项本来是属于他们的「专利」，反而是一些「小资」型的团体出来游行，但其规模及影响力都远不如「始作俑者」的新兴工运团体。

　　但「好花不常开」。从二零二零年起，澳门特区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政府库房收入锐减。特区政府决定压缩开支，包括削减对各类社团的资助。另外，也准备对澳门基金会的对资助制度进行深刻变革，按领域推出资助计划，透过专业评审，引入竞争机制，择优批给，并会严格执行监管措施，杜绝没有账目、账目不清，以至是「多头重复申请」的情况，确保受资助项目符合社会所需，受社会监督。这就引发新兴工运团体的强烈不满情绪，因而「借助钟馗打鬼」地发动「围聚」劳工局的行动，发泄其未能「收足」资助的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新兴工运团体，曾经意图「组党」，深度介入澳门特区的社会公共事务。实际上，由工人自救会、民生权益促进会、民主起动及青年同盟总会等四个工运团体组成的「工党」，曾经向身份证明局办理申请成立政治团体的手续。据说，这个「工党」称拥有二万八千名「党员」。但由于在《澳门基本法》和澳门特区包括规范社团的现行法律中，都没有政党的规定，因而这个政治组织被身份证明局拒绝登记。

　　由此类「新兴工运团体」的人员构成及其所作所为，使人联想起「流氓无产阶级」这个政治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流氓无产阶级主要包括那些在合法的基础上没有找到生产工作的人，如妓女、帮派成员、骗子、小偷、长期失业或失业的人、被行业淘汰的人、乞丐、无家可归者以及各种被社会贬低、劳动能力退化或自我堕落的人。在资本主义间歇性萧条时期，也有无数年轻人因找不到生产者的工作而进入流氓无产阶级行列，而他们中持反动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对的，如法西斯主义、皇权复辟、倾诉暴力的无政府主义等）定义上也属于流氓无产阶级。因此他们被赶入了流浪者的困境。马克思认为，流氓无产阶级的反动特性使之无法产生阶级意识，因此对无产阶级革命无法做出贡献，甚至阻碍了无阶级社会的建立。「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这完全是负面的描述。

　　而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于流氓无产阶级，则有如下的描述：「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而毛泽东「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所指，是在战争年代和革命年代，并不是说是在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内部的流氓无产阶级。

　　实际上，流氓无产阶级中的一些极端的部分，有可能是需要刑事追究的，例如贩毒集团。贩卖妇女儿童的人，也是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这也是需要严惩的一部分。香港的「反修例」废青，新疆的暴恐分子，等等，都是这样。而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也是一种流氓无产阶级。

　　因此，我们要提高警惕，防制流氓无产阶级损害「一国两制」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