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中国引领人类文明之二:中西方文明的冲突-凯发旗舰
中西方文明的冲突,本质上就是宗教与社会(自然)的冲突。
关于文明,《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很明确的区分了“文明”与“科技”。在他看来,构建起西方在现代世界优势的“科技”,会通过不断的传播而为不同地区的人所掌握,在此背景下,西方在近现代历史中所拥有的科技优势会逐渐缩小,各个先后步入现代化的“文明”将取代国家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体。
亨廷顿从不把西方技术层面的暂时领先,归结到“体制”、“文化”等等因素,也从不认为科技是无法学会的,他反而更关注如何“组织”科技与暴力。其实,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就会知道,相比那种将一时的盛衰归结于“文化”,而得出永久性结论的观点,亨廷顿的认知无疑是更合理的。
因为,如果任何东西都扯到文化、文明的层面上,那么征服欧亚的蒙古帝国,就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bug。
只有在公知那里,那些早就死掉的文明,也远比我们先进辉煌,这倒是很对某种味。
▲人类文明极简史
中国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是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尽管近两百年来深受西方的干扰破坏。
➤人类文明的起点是农耕
所谓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主要是因为农耕对人的生存,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保障,是人类主动和有计划地开展生产活动、自主解决食物问题,使得人类脱离了大自然的食物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食物获取方式的独立,成为精神独立的基石。也就是说,在食物链中狩猎的人,还只是聪明灵动的猎食动物,农耕则使得人类彻底与动物区别了。
因此,农耕是人类文明的起点。
驯化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出现的一种文明进步行为,是将野生的动物和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人类早期驯化野生的物种,把它变成人可以长期生存依赖的种养物种,即当地自然条件下所发现的、相对高产的物种。早期驯化了水稻、小麦、玉米、粟米四大粮食作物,现今粟米(小米)逐渐退出主粮,故称为三大谷物。
也就是说,早期的四大粮食原产地,就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区。
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西方认为文明发源区是四大古文明地区。但是,从文明起源的经济属性角度,实际上文明起源于三大农作区,即长江流域稻作区(约12000年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黄河流域粟作区(约10000年前的燕山南麓及太行山一带)、两河流域麦作区(传说约6700年前)。
需要说明的是,据考古研究,最早在6700年前的伊拉克遗址中发现了和现在小麦特性类似的古代小麦,但因杂交驯化复杂,起源脉络一时难定。换成人话就是,那玩意儿不知是野生物种、还是驯化的小麦。
中美洲印第安人种植玉米的历史只有约3500年,且几乎无法考证,加之对人类历史影响不是很大,因而一般不视为古文明,而作为玉米原产地研究。
因此,人类农耕文明起源地,得到各方公认的就两个,长江流域稻作区、黄河流域粟作区,至于两河流域麦作区,等搞清楚小麦的起源脉络后再说。
➤中国是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主场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开悟极早的先祖,中国是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主场。
☯文明的起源
三大古文明区都对周边地区产生文明扩散,产生了大量的次生文明区。如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一次衍生为包括古埃及的西亚新月带,尽管与中国原生文明区相比太过狭小,但影响范围却相当大,向西二次衍生至希腊等南欧地区、以至整个欧洲;向东二次衍生至中亚等地区。
与之相比,由于西部帕米尔高原的天然屏障,加之地理气候(温湿同步性)差异过大,中国原生农作物无法向西衍生,而粟米受限于自身品性未能有效衍生,只有水稻向南衍生至东南亚和南亚、向北衍生至东北亚,使得这些地区成为稻作区。
由于两河流域文明消亡较早,除楔形文这种来源不明、且现今无法真正识读的死文字外,未能发展出成型的精神文明(思想和文化),只是对外衍生出物质文明,比如小麦种植、建筑等。
因而,人类的精神文明基本是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如黄河流域的思想和哲学、长江流域的文学和艺术。并且经多次扩散至其它地区,比如一次扩散至西亚(阿拉伯文化)、二次扩散至欧洲。而长期交流的黄河、长江两种文明,在隋炀帝时被暴力最终整合为一体。
因此,除小麦和玉米驯化、工业化大机器生产、西方近代的静态科学体系之外,人类文明的主要构成要素,基本都是在中国孕育、产生、发展的。
☯文明的发展
有关文明的发展问题,将在后续拙文分别探讨,这里先举个案例,政党问题。
实际上,文明的发展是要有章法的,不是王八拳就能够连续持久的,所以中国产生了许多武术的章法和套路,如著名的以柔克刚的太极拳、灵活走位的八卦掌等等,即战略层面有预谋、有计划地主动造势、“带节奏”,以创造有利的攻击机会。相比之下,西洋拳就没有什么章法、套路,全靠临场临时发挥,能做的也就是尽可能知彼知己,以便避实击虚的战术层面努力。
政党也是如此。中国的政党产生极早,只是孕育和发展连续缓慢,恐怕难以追根溯源,只不过,老子《道德经》即提出后世成为圭臬的政治原则“君子不党”,如《论语·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朝堂中,自秦汉起即有党派、到明清则常态化,以至历朝历代皇帝都将打击党争作为首要任务,但仍有许多朝代主要是亡于党争;民间里,党派更是红红火火,以至中国民间成为“社会”社会,以专业结“社”如诗社、商社,以区域建“会”如同乡会,有利于维护社会和区域的安定团结,因而政府通常积极支持帮助。至于斧头帮之类的“帮”,则属于ngo(非政府组织),通常都危害社会、破坏稳定和谐,是政府管控和打击的重点。
因此,历史上中国的党派发育较为成熟,基本都属于精英组织;而“社会”则属群众组织、“帮”则是典型的利益组织。
比如,现今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和民革、民盟、民建、民促、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等共同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以及共青团、以至小朋友的少先队,都有严格的加入、退出制度,都有明确的目标、纲领、章程、内务管理制度等成熟规范,有章法、有组织、有义务、有责任。
相反,西方的政党原始、幼稚,尚未发育成熟。比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群众支持谁就是谁的成员,没有入党、也就不存在退党,今天支持民主党、就属民主党员,明天改支持共和党、就属共和党员,倒是非常自由。但是,政党没有组织、没有目标(当总统除外)、没有纲领,成员没有身份、没有义务、没有责任。
因此,中西政党的区别就在于,成熟紧密的精英组织vs幼稚松散的群众组织。西方政党的组织度和成熟度,连我们的“社”“会”“帮”都不如,更像童子军。
因而足见中西文明成熟度的差距。
顺便一说,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党争,几次影响较大的党争事件,最早的是东汉末“党锢之祸”、最晚的是清康熙“九子夺嫡”。
就像现在美国总统的“二老之争”,争的是权力。“党锢之祸”表面上是朝臣与宦官之争,实际上是皇权与相权之争。东汉末年,支持皇权的宦官集团及其他势力,与支持相权的朝臣和部分外戚,展开了生死搏杀,最后董卓废汉少帝、立汉献帝,以相权掌控朝局。多年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样以相权掌朝,促使东汉灭亡,因而背上“汉贼”骂名。
就像现在欧洲亲美、还是近中之争,争的是欧洲未来的发展路径。“九子夺嫡”表面上是皇子争夺皇位,实际上是路线之争,真正争的是汉化与否。康熙汲取元蒙汉化不坚决导致混乱以至短命的教训,坚决汉化,于是代表改革派(坚持汉化)的四爷(雍正),战胜了代表祖训派(反对汉化)的八爷(八贤王);同样原因,雍正灭掉反对汉化的弘时势力,力保支持汉化的乾隆继位。由于顺康雍乾四朝持续不断坚持汉化,使满人得保国祚276年。
其实,现在西方政党政治必然导致的党争,与中国历史上的党争并无二至,同样都是权力和利益之争,只不过中国的党争优雅一些,千万别说什么“民主与专制”之类的傻话,否则就是四个字:非傻即坏。
这也正是现在中国力图杜绝政党政治的根本原因,有党必争、有争必乱、有乱必亡,等将来西方人搞明白“君子不党”的意涵,他们的政治文明就能进化了。
▲西方文明是什么
学术界有种说法,西方文明分为神学阶段、哲学阶段、科学阶段,只是三阶段论有点玄幻。
神学阶段之前是什么?不知道。那么,神学阶段呢?西方自己的说法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得知,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名叫“古希腊”的爹,于是满世界广而告之,自己也有爹、不是石猴,于是近代想起来称之为“文艺复兴”,于是“神学阶段”当然就是“黑暗的中世纪”了。
神学从何而来?不知道。现在明确的是,三千六百年前商汤舍身为民赎罪的故事,在据说两千年前的《圣经》里被称作耶稣赎罪,也许真的仅只是“英雄所见略同”。基督教的两大基石,一是亚伯拉罕的契约,二是耶稣基督的赎罪。一神教契约说源自多神宗教,这个可以理解,但原罪赎罪说源自何处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传说中的老爸古希腊人过得滋润得很,那有什么原罪,更遑论需要赎罪。也许宗教是古希腊之后,但赎罪论真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顺便一说,据许多学者研究,在1546年特兰托公会议审定《圣经》正典(就是《圣经》的编纂定稿)之前,并没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可靠记载。
“哲学阶段”从何说起?不知道。西方哲学的开山老祖康德说“哲学要为上帝保留位置”,西方哲学带头大哥黑格尔就更明确,世界本源“绝对理念”就是上帝。西方哲学就是把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心脏“天道”,置换成宗教思想的上帝,或者说就是在原始的宗教身上,披上件阳明心学的外衣,还是神学嘛。
“科学阶段”更是莫名其妙。有些西方人发现中国的天文学、医学、化学(炼丹术)只论自然不论神,可用于证明上帝不存在,于是惹来教会毒手,烧死竟敢质疑上帝的基督徒,以示惩戒。“有心栽花花不开”,上帝在西方现在还过得好好的;“无心插柳柳成荫”,西方总好欢庆,科学拼出了上帝创造宇宙的设计图。如果眼光离开科技领域,那上帝仍然无处不在,西方文明仍然处于宗教文明阶段。
地可不是这样洗的。
顺便一说,“托古之作”是中国人发明的,比如两千多年前的政治哲学《黄帝四经》、生命哲学《黄帝内经》,都是托五千年前的黄帝之名。但中国托古是出于附庸风雅、脸上贴金,并非发明历史,毕竟过于悠久丰富的历史,早已使得我们失去了发明历史的兴趣。但西方不同,他们的历史是一张白纸好绘图,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翻译运动,翻译了大量的阿拉伯典籍,但译本封面标注的却是古希腊典籍,并且丝毫不提穆罕默德的圣谕:“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也许,他们的一班古希腊圣贤并非完全虚构,可能有的是确有其人,只不过是把翻译的一些阿拉伯典籍中的汉文化思想,托古于他们而已,谁知道呢?就像1522年9月6日麦哲伦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家园是个“球”、因而称为“地球”,但他们远在两千多年前就知道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阿基米德语)
突然想起热播的“穿越剧”,《庆余年》里的《红楼梦》。
▲两个文明世界
当今世界,主流文化区主要有四个,确切地说是三个半,基督教、伊斯兰教、中国三个文化区,以及佛教半个文化区。
为什么佛教区算半个,主要源于两点,一方面是其分为四个亚区,即印度次大陆中南部的印度教次区、印度次大陆北部的藏传大乘佛教次区、东南亚北部的南传小乘佛教次区、中国的汉传佛教次区。当尼泊尔的佛教旧根毁灭之后,佛教的新根就扎在中国,藏传佛教的圣山是西藏的冈仁波齐、南传佛教的圣山是云南的鸡足山,由于历史原因,大乘和小乘佛教的信徒,虽不一定接受汉文化,但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土话说“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步”,文雅点的说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而佛教徒相对其他宗教信徒,更亲近中国。另一方面,由于落后的印度教和黑暗的种姓制度,印度教次区那是两千多年前原始的雅利安人留下的“遗产”,只是自己自娱自乐而已,对其他民族没有什么影响。
伊斯兰教通过战争,将西亚、中亚、北非、部分南亚和东南亚改造为伊斯兰文化区;基督教则通过殖民,将南部非洲、南北美洲、澳洲等悉数纳入麾下。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属亚伯拉罕一神教,因而宗教影响之地可视为同种文化区,即一神教文化区。
也就是说,基于文化建立的文明,当今世界其实主要就是两个文明世界,一个是一神教文化区的一神教文明,另一个就是汉文化区的中国文明。
常有网友调侃,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看来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毕竟中国基于社会文化、外国基于宗教文化,确实大相径庭。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当今的南方国家,正逐渐向中国汇聚,但这是政治和经济问题,不是文化问题。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外国人文化根基不同,对中国的看法也就千奇百怪。如若搞不清楚,就难以明白外国人对中国的种种怪异之举。
➤中国是帝国
阿拉伯眼里的中国是什么样?神秘古老高贵,军事强大却爱好和平。
欧洲、西亚等地的人,有一个观念较为流行,即中国是帝国,而且是最古老的、近乎天生的、也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帝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历史绕不开的一个符号、帝国时代的标签。
在英文里,有三个词代表了国家的三个等级,帝国(empire)最高、王国(kingdom)次之、国家(country)最低。也就是说,不论敌友,在宗教文化区里,中国是唯一的帝国、等级最高的存在,有点神一般存在的感觉,以至有的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并不是他们觉得中国有多好,而是他们宗教文化的等级观念作祟,就是仇人,也要尊重其等级。比如说,咱们习主席访英,英女王要用金马车接待,那是最高礼仪;特朗普眼馋,访英时也要坐金马车,被英国断然拒绝,因为中国虽是异教国家,但毕竟是帝国级别,而美国虽是至亲,但只是最低等级的国家,接待规格比对欧洲王室更低,毕竟欧洲王国那是次一等的王国。
过去拿破仑将中国称为巨人,现在尼克松、基辛格等人也将中国称为巨人,以至令人怀疑牛顿站在其肩膀上的巨人,并非通常解释的什么西方先哲,而是也指中国,毕竟那时中国的科学思想也已传到了欧洲。
以至于,那位被京城名妓赛金花迷倒的瓦德西元帅,在西方最鄙视中国的氛围下,以八国联军统帅的身份主持分赃大会时,无奈地表示,不要奢望瓜分中国,那是不可能的,建议大家拿钱走人更为现实。坊间有传说是赛金花枕边风的成果,本人以为只是美化赛金花爱国的虚传而已,瓦德西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敬畏,才是其做出理智选择的现实原因。
美国是痛打老二的专业户,英国、德国、日本、苏联、欧盟无不惨遭毒手、彻底趴下,但都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下毒手时迷雾重重、既当又立,只是在苏联解体后才狂欢不已。唯独对中国,威胁论开道,敲锣打鼓地号召全球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似乎中国的发展比苏联的核弹更加可怕。要说美国对中国没有心存畏惧,本人断然不信。
➤中国是文明源头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外国人对中国的敬畏不是没有原因的。
阿拉伯人比较淡定,因为他们的老祖宗早就发了话“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穆罕默德语)
当然,照例先是武求,唐天宝十年的怛罗斯之战,大概是正史记载中,中国与阿拉伯唯一的正面冲突。该战役唐军伤亡一万人,惨败而归,使得高层意识到跨越帕米尔高原非人力所能及,因而从此不再西进;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最鼎盛时期,在阿拉伯最伟大的军事家的统帅下,踌躇满志、志在必得,却不料三十万阿拉伯最精锐的主力铁骑,付出了伤亡七万人的代价,竟不能歼灭仅两万余人的唐朝边防步兵,于是,南下顺便吞并印度次大陆后,也从此不敢东进。自此之后,一千三百年来双方相安无事,之所以现在穆斯林世界愿意亲近中国这个异教国家,其历史原因在于,双方没有血仇,因为怛罗斯战役阿拉伯人赢了、中国人虽输但不在意。
武求不行就文求,之后数百年,阿拉伯人通过贸易经济搭台,全面学习中国,建立了至今他们仍引以为傲的阿拉伯文明,并西传至欧洲。
重要的是,阿拉伯人大大方方地承认,他们的文明源自中国,也反映出他们对自己文化不断发展的自信。
与此相反的是欧洲,死活不愿承认他们的文明也源自中国,不仅硬找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祖宗,而且极尽所能、妄图抹去其源头汉文化的痕迹,重现他们先祖雅利安人彻底毁灭了人类早期文明(中国除外)的辉煌,以证明唯有上帝才是文明之源。
但是,网上有种说法,传说西方认为中国是上帝创造的杰作。比如“常去教堂的美国人——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从小就知道,在上帝所有的葡萄园里,中国也许是最可爱的地方。”(美国作家戴维·哈伯斯塔姆《出类拔萃之辈》)
该说法认为:“在基督教传统观念里,上帝在创世纪之后,不知又在什么时候,创造了中华帝国,还在里面设置了威权皇帝和聪慧灵巧的中国人、威权制度等等,总之各种唯中国特有的成分。然后,上帝设置了一项程序,让每个世纪都有一些先进发明出现在那个帝国,由中国人发明出来”。上帝为什么这样干,因为“上帝设置了异教而先进富庶的中华帝国,却让虔诚信徒成为贫穷落后的野蛮人,是有特殊用意的。中国是神给信徒在地上设定的使命,也是对信徒的严格考验,其目的是要求信徒必须征服中国,让中国人都皈依。只有在虔信者完成了那一神意之后,上帝才在人间获得了近乎彻底的凯旋,而中国与中国人则将是虔信者的奖品。”
本人不知真伪、也未能查证,但觉得无风不起浪,因为这种说法解决了基督徒最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这个人类文明之源究竟是怎么来的,二是中国这个异教国家为什么如此早熟、并能如此快速地发展。
因为中国是万能上帝的杰作。这大概就是阿q的“老子祖上也阔过”,学术的说法是“精神胜利法”。
实际上,英国最伟大的史学家汤恩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中国”,背后隐藏了一个前提:人类的文明来自中国。
➤中国是威胁还是希望
既然“人类的希望在中国”,那么中国会带给大家什么呢?威胁还是希望?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人觉得是威胁,有人觉得是希望。
有个有趣的现象,大致来说,殖民过的认为是威胁,被殖民过的认为是希望。
近两百年来,中国一直沉睡,除了拿破仑之类的西方精英力图避免唤醒中国,其他人似乎对中国很无感。日本人忙着宣布他们才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当然也就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朝鲜半岛、越南忙着废除汉字,要与中国这个垂死之物划清界线;二战后纷纷独立的世界各国,也都忙着朝向蔚蓝大海象征的基督世界一路狂奔。
什么是脱亚入欧?其实就是脱离已被盖棺定论的没落中国,投入唯一代表希望的基督怀抱。
有意思的是,尼采说了一句 “上帝死了”,结果他疯了;大家都说中国死了,慌忙择木而栖、另投明主,中国却复兴了,只不过大家没有疯、疯的只是盎撒人。
盎撒人确实疯了,作为盎撒人领头大哥的美国,近几年对中国确实语无伦次、行无章法。许多人觉得美国很可恨,不过本人倒是觉得美国其实很可怜,如此沉重的精神打击,美国那颗苦修仅两百多年的玻璃心,确实难以承受。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刚开始享受人类灯塔的荣耀,便将体验什么叫做弃如敝履。最残酷的事莫过于精神被摧毁,是个人都受不了,更何况美国肩负着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不视中国为威胁才怪。
不过,那些曾被殖民、现在仍被升级版殖民的人,倒是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人还有这种活法。所以那些灵魂未死的国家,纷纷涌进一带一路峰会、拼命想挤进金砖组织,即便捞不到实惠、至少能捞到希望。
以至于,据说外媒有感叹:北京正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
▲西方要争什么
西方工业革命成功后,手里有了家伙什(坚船利炮),自然就起心动念,寻摸着要干点什么大票的。否则,无法彰显上帝的万能,将来不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如何面对上帝。
➤西方过去争什么:殖民地
西方殖民地到底有多大,本人不知道,只知道地域、国家数量。
世界有七大洲,除欧洲、没人的南极洲、及亚洲三国、非洲一国之外,南北美洲、非洲、澳洲、亚洲五个有人的洲,都曾是西方的殖民地。
逃过殖民的四个“幸运儿”,日本是英国马仔、泰国用于隔离英法、飘扬着准美国国旗的利比里亚是美国的移民地,西方高抬贵手,而对中国这个最后的“新大陆”,则是有心无力。
联合国成立时有51个会员国,现在增至193个正式会员国,增加的142国哪里来的,基本都是原西方殖民地独立而成。
至于西方人在殖民地都干了些什么,那是罄竹难书、不忍列举。
➤西方现在争什么: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
现今,南方国家(原殖民地)突然“觉醒”,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复兴,他们不怕西方了。
实际上,谁代表人类文明的未来,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就某种意义而言,“北京共识”代表人的世界、“华盛顿共识”代表神的世界。
在哲学层面,中西方的未来观是截然相反的,西方的未来观是“历史终结论”,中国的未来观是“永远在路上”。【敬请参阅拙文“27西方不可能承认中国的政治成就”】
“华盛顿共识”产生于1990年,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即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理论。最初针对拉美国家,之后演化为指引落后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圭臬,简单说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
“北京共识”起自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提出“北京共识”,并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可供其它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既然历史终结了,西方文明的理念也就终结了,华盛顿共识当然就是文明的标准,美国当然就是文明的样板。这就是洋人与狗要拼命灌输给我们的思想。
但是,让洋人与狗始料未及的是,北京共识出现后,国际舆论出现了“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的声音,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北京共识”逐渐成为南方国家的共识,“华盛顿共识”则渐渐被遗忘了。
只不过,当下的美国慌不择路,妄图重举“华盛顿共识”大旗,但遗憾的是,在g7集团里勉强还有随口附和,但在金砖组织代表的南方世界里,根本无人理睬。
其实,美国的小心脏并没有外表那么强大,最近俄国核潜艇高调访问古巴,美国也要高调回应,还是面子问题,生怕别人小看。
怎么争?请看下篇“34中国引领人类文明之三:金砖vs g7”。